我的创作生涯

艾青

我诞生于一九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满清王朝末年,辛亥革命前一年。

我念小学的时候,爆发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由爱国主义开始,到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

我少年时酷爱绘画。

我念初级中学时,受民主思想的冲击,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喊口号,砸烂卖仇货的商店,捣毁“禁烟督察署”,——公开卖鸦片烟的地方。

一九二八年中学毕业那一年,北伐军路过金华县城,我们到郊外去迎接,在操场上举行军民联欢会。不久,革命被出卖了,学生领袖被砍头,轰轰烈烈的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考入杭州的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念了不满一个学期,院长看了我的画,说了两句关键的话:“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到外国去吧。”

一九二九年春天,我就随同几个同学怀着浪漫主义的思想,象从家里逃跑似的,到法国巴黎去了。

最初家里还可以接济,不久就断了支援。我在一家中国漆的作坊找到工作。有时工作半天,就到蒙巴纳斯一家画室画素描,而我早已爱上后期印象派的画家们了,看不起“学院派”的绘画。

我曾经说:“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但是我亦没有饿过肚子。我阅读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读了些哲学书籍,文学读得比较多的是诗。我就象水上漂浮的草随波逐流。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我国东北的土地——民族危机一天天地深重了。

在巴黎,我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一次集会,我的第一首诗《会合》就是这次集会的记录。

一天,我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喝醉了的法国人走过来,向我大声嚷嚷:“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一句话,好象在我的脸上打了一个耳光。

一九三二年初,我因家里几乎断了接济,准备回国,而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激起我国军民的抵抗——一月二十八日正是上海爆发战争的日子,也是我从马赛上船的日子,经过一个月零四天的时间,到上海,战争已经结束。国民党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妥协投降了。当我看到闸北一带的断墙残壁时,我几乎要哭了。

我沮丧地回到家乡,住不到一个月就出来,在杭州遇到一个同学,他说上海有一个

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五月到上海我就参加了,和几个美术青年办了一个“春地画会”,六月在八仙桥举行一次展览会;七月十二日晚上,正在楼上念世界语的时候,突然上来几个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把我和十二个美术青年一同逮捕,经过审讯,十一个都释放,我和那个同学关起来。从此,我与绘画绝了缘,就在狱中写诗。

我写了一首《芦笛》,前面引了现代派诗人阿波里内尔的话:

当年我有一支芦笛

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

我把芦笛象征艺术,把元帅节杖象征不正的权力;诗里骂了法国的白里安、骂了德国俾斯麦;而且说我将象一七八九年似的向巴士底狱伸进我的手去,而这个巴士底狱不是巴黎的巴士底狱。

这样的一首诗,不知道是监狱方面看不懂,还是他们根本不看诗,就寄出去发表在《现代》上。

每当不眠之夜,借铁栅栏外的灯光,我在拍纸簿上写诗,有时把两句叠在一起了,等天亮把它们拆开重抄。这些诗,署上莪伽的笔名,通过探监的人带出去发表。

一九三三年初,一个下雪的日子,我从碗口大的窗户看着雪,想起了我的褓姆,我写了《大堰河——我的褓姆》。为了避免监狱方面的注意,我改用了一个笔名,由律师带给一个朋友,由那个朋友转给《春光》发表。

这是我第一次用了新的笔名:艾青。

我在狱中关了三年零三个月,出狱回家。

有一次,在赶集的路上,我的父亲说:“你写的那也是诗吗?——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他不以为我写的是诗,他认为诗只能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的。但他也知道他已不能干预我写诗了。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在常州武进女子师范教了一个学期的书,又失业了。

我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继续写诗。

一首《春》,写的是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在龙华枪杀五个革命作家的——记忆。最后问:

人问:春从何处来?

我说:来自郊外的墓窟。

另一首《煤的对话》,最后问:

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

死?不,不,我还活着——

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

我把从三二年开始到三六年写的诗,选了九首,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想不到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后来终于由巴金收进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天,七月六日,我在沪杭路上写了一首《复活的土地》。诗的第四段里,我写:

就在此刻,

你——悲哀的诗人呀,

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

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

久久负伤着的心里……

渴望已久的抗日战争真的来了。十月,我从杭州到金华,由金华满怀兴奋地到武汉。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写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我是以悲哀的心情写的,因为在战争到了危险的时候,国民党内投降派又主张和谈了。

在这首诗中我写了我自己:

——躺在时间的河流上

苦难的浪涛

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

流浪与监禁

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

最可贵的日子……

从我十九岁到二十五岁,是在流浪与监禁中度过的。这个年龄正是最可贵的。

诗的最后,我写:

中国,

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第二天,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我对一个朋友说:“今天这场雪是为我下的。”这个朋友说:“你这个人自我中心太厉害了,连天都听你指挥的。”他不知道,人是有预感的。

一九三八年,我从武汉到山西临汾,一路上写了《手推车》、《乞丐》、《补衣妇》等短诗和长诗《北方》。临汾吃紧,我从陕西到武汉,写了长诗《向太阳》;我又从武汉到桂林,写了一些短诗和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

从三八年到三九年,我写了一些论文:《诗与宣传》、《诗与时代》、《诗的散文美》以及《诗论》和《诗人论》。

一九四○年初,我在湘南新宁衡山乡村师范教了半年书;写了些短诗和长诗《火把》。下半年,从湘南到重庆,认识了周恩来同志。记得第一次是在北碚会面的。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皖南事变”——新四军往北撤移的时候,受到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

重庆笼罩着恐怖,我的身后有特务钉梢。

我由周恩来同志帮助,和几个人化装为国民党的官僚,一路上经过四十七次的岗哨检查,终于安然到达延安。

七月的一个晚上会见了毛泽东同志。

我根据一个年轻记者的叙述,写了一匹马的故事《雪里钻》。

一九四二年三月我为《解放日报》的《文艺》百期纪念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

五月,我参加以毛泽东同志的名义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从此,我写了一些比较大众化的作品,歌颂了工农劳动模范。我也写了长诗《我的父亲》,这是作为刻画一个典型写的。这时,听说我的父亲已去世,随之不久,母亲也去世了。我写了《献给乡村的诗》。

我曾随一个运盐队到三边——靖边、安边、定边。收集了定边的一个土地革命的材料,想写长诗《白家寨子》,但是,等我从三边回来,延安开始了“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接连三年的整风运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下了思想基础。

一九四五年八月,经过了八年的浴血抗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胜利了。

九月我随同一个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这是在关内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我写了《人民的城》。

我当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这是我作行政工作最长的时间,除了组诗《布谷鸟集》之外,我很少写诗。由此可见,写诗与行政工作是有抵触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我又一度回到美术工作上来——作为军代表,接管中央美术学院。但是,为时不久,我又回到文艺界工作。

一九五○年秋天,我到苏联访问了四个月,写了组诗《宝石的红星》,居多的是浮泛的颂词。

这一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了我的第一个选集《艾青选集》。

一九五三年回到离别了十六年的家乡,住了一个星期,我家的旧房子被日本人烧了,现在的房子是新盖的。写了长诗《双尖山》和另一首写浙东游击战争的叙事长诗《藏枪记》。这首诗我以不很熟练的民歌体写的,是我写作中的一次失败。

一九五四年七月,受智利众议院议长的邀请,经欧洲到南美洲。在巴西写了《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在智利写了《礁石》、《在智利的纸烟盒上》,又写了长诗《大西洋》、《在智利的海岬上》。

从南美洲回来,访问了舟山群岛,根据民间故事写了叙事长诗《黑鳗》。

一九五七年四月,我到上海收集大量材料,想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未成,五月返回北京,因接智利聂鲁达、巴西亚马多到昆明,由昆明飞往重庆,由重庆坐轮船顺流而下。写了《长江行》。

不久,一次大规模的运动开始了。

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我被划为“右派”。我成了痰盂。一切谩骂都是判决。

我必须到新的环境里接受改造。我得到一个将军的帮助,到东北黑龙江的北大荒国营农场生活了一年半,又调到西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锻炼。

我沉默了二十一年之久,最初的一段时间,我生活得还很平静。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中,我家首先被冲击,许多稿件被抄走,其中有《长江行》以及写上海的《外滩》、写北大荒的《踏破荒原千里雪》、《蛤蟆通河上的朝霞》以及在新疆写的大量的诗。许多重要的信件、资料也遗失了。从“低头认罪,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三忠于”、“四无限”,游斗,示众,一直闹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叛国潜逃丧命之后,我才算松了口气。我被允许到师医院看病,才知道的我右眼已经完全失明了。

一九七三年我被批准到北京治眼疾。

一九七五年,我再次到北京治眼疾。七六年十月,作恶多端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了,万民同庆。

又经过约两年的时间,有人鼓励我重操旧业——写诗。

上海《文汇报》终于发表了我的一首诗《红旗》;随之又发表了《鱼化石》。读者才知道我依然还活着。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我写了长诗《在浪尖上》。

同年十二月,我完成了长诗《光的赞歌》。

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三月,我随一个访问团到海南岛、湛江、广州、上海。

我在政治上得到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我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欧洲三国。

在西德,我访问了法兰克福、汉堡、特里尔、哥廷根、慕尼黑、波恩……在访问西柏林时,我写了一首《墙》——柏林墙。

奥地利维也纳是我在一九五四年到南美洲时曾经路过,而且住过几天的地方,那时我把它形容为患了风湿症的妇人;而现在,经过了二十六年之后,她变得象欢乐的少女,容光焕发了。我还访问了林茨、萨尔斯堡、巴登。

在意大利我访问了都灵、热那亚、米兰、威尼斯、罗马。我写了长诗《古罗马的大斗技场》。

我在新疆农场时,曾读了一点历史,对古罗马多少有一点了解。在《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里有一段写蒙面斗士的,影射“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冲杀着的人被蒙上眼睛,胜利是盲目的,失败也是盲目的。

一九八○年六月,我受法国波里尼亚克基金会和巴黎第三大学的邀请,参加“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国际会议。我写了《中国新诗六十年》。

我和巴黎已阔别四十八年之久,我曾住过的玫瑰村已经不见了,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连街道也改变了,都是新盖的房子;我到拉丁区去找我住过的旅馆,旅馆还在,但门面焕然一新了。

有人问我:“你离开巴黎这末久了,你看它有什么变化?”我说:“凯旋门,巴黎圣母院,铁塔依然如故;但是,十三区盖了许多高层建筑;还有戴高乐国际机场,蓬皮杜文化中心,高速公路,汽车也增多了;街上有很多穿喇叭裤、戴黑眼睛、骑摩托车的青年男女。巴黎大变了。”

访问了尼斯、戛纳、蒙地卡罗;写了《巴黎及其它》组诗。

从尼斯飞罗马,我第二次到意大利。

同年九月,受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主持人聂华苓的邀请,在美国四个月。到得梅因、芝加哥、费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印地安那、旧金山、洛杉矶等地访问,我也写了一些诗。回来路经香港写了《香港,香港》。

一九八一年,我写了长诗《面向海洋》和纪念周总理的长诗《清明时节雨纷纷》。

一九八二年四月,应邀参加在日本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主持的亚洲作家会议。讨论“民族文化与民族特征”。我在会上发了言,中心思想是:“茶叶和咖啡当然可以并存;鸦片与大麻则必须禁止;科学与迷信应该区别。”

会议在东京、京都举行;还访问了奈良。

五月,杭州为纪念我创作五十周年举办学术讨论会,我趁此机会回到家乡去,见了我的褓姆大堰河的第二个儿子蒋正银——大堰河有五个儿女,死了四个,正银是蔑工,比我大五、六岁。

一九八三年一月,我被邀请参加新加坡的“国际华文文学营”会议。

一九八三年一月号的《十月》杂志上发表了我的长诗《四海之内皆兄弟》。

老实说,经过了多少年的动荡不安之后,我的心情是极平静的。正如我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写的《虎斑贝》里写的:

要不是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带到沙滩上

我从来没有想到能看见这么美好的阳光

我是乐观的,也是达观的

一辈子不知道摔过多少跤。

摔倒了自己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土就完了。

我即使一边流血,一边也还笑着──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我在智利海边看着礁石,我写了: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象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许多比我年轻的死在我前面了,我却还活着。要是在七、八年前死了和死了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

从一九三二年发表《会合》开始,到今天已度过半个多世纪了。这就是我的创作生涯。有时,真象穿过一条漫长、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过来,现在总算过来了。

一九八三年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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