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

朦胧诗,作为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它指称的是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杨炼、芒克、方台、食指、多多、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朦胧诗孕育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食指(郭路生)、芒克(姜世伟)、多多(栗世征)等在"文革"中就已经开始了新的探索,其后有江河等诗人加入。他们的诗以手抄形式流传。1979年《诗刊》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1980年又以"青春诗会"形式集中推出了17位朦胧诗人的作品和诗歌宣言。朦胧诗迅即成为一段诗歌潮流,并且涌现了一大批广为流传的代表性作品。

朦胧诗作为一种新诗潮,一开始便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审美特征。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奥秘的探险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舒婷以搁浅的船概括一代人的悲剧命运(《船》),面对神女峰这千年流传的人间神话"煽动新的背叛"(《神女峰》);梁小斌以一把钥匙的丢失来象征理想的失落(《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杨炼在大雁塔自我历史中观照人民的命运(《大雁塔》);江河把自己垒进"纪念碑"感受民族的苦难(《纪念碑》)。诗人在觉醒与叛逆、迷惘与情形、痛苦与庄严、失落与寻找、追悔与重建的感伤诗情中试图建构一个新的诗学主题。

朦胧诗对传统诗歌艺术规范的反叛和变革,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新鲜的审美经验。意象化、象征化和立体化,是朦胧诗艺术表现上的重要特征。朦胧诗高扬主体意识,以意象化方式追求主观真实而摒弃客观再现,意象的瞬间撞击和组合、语言的变形与隐喻构成整体象征,使诗的内涵具有多义性。捕捉直觉与印象,用情感逻辑取代物理逻辑,以时空转换和蒙太奇造成诗歌情绪结构的跳跃性和立体感,使诗歌情绪内涵获得了弹性张力空间。朦胧诗意味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探索的再出发,意味着诗坛恢复了与世界现代诗坛的某些联系。

朦胧诗的崛起曾引发了一场争论。从谢冕赞叹"一批新诗人在崛起",到孙绍振的"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的概括,再到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从形式到内容把朦胧诗的艺术主张系统化,肯定了朦胧诗的价值。而反对者则认为是畸形文学、艺术怪胎、甚至指为"逆流"、"资产阶级自由化"。争论几乎涉及了所有的诗学命题,尽管其间掺和了许多非诗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朦胧诗《或称新诗潮》逐渐获得了理论认可。1984年后朦胧诗人重新活跃起来,但已经有了变化,舒婷、顾城、杨炼、江河等人的诗中,已看不到前朗诗作中的理性的激情,对于社会现实政治的关注也被对于民族文化乃至于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所取代。杨炼、江河等创作了许多颇受注意的文化诗,如《诺日朗》、《大雁塔》和《太阳和他的反光》。有的朦胧诗过于追求用语奇特,造成主题晦涩。
 



一、舒婷

与她同时代的朦胧诗人相比,舒婷独特的艺术个性就在于她很少以理性姿态正面介入外部现实世界,而是以自我情感为表现对象,以女性独特的情绪体验辐射外部世界,呈现个人心灵对生活熔解的秘密。从"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到"理想使痛苦光辉",舒婷诗歌再现了整整一代人复杂的心理情绪流程。

对人的自我价值与尊严的肯定确认,对人格独立和人生理想的追求张扬,构成了舒婷全部诗歌的核心思想。她最早发表于《诗刊》1979年4月号的《致橡树》之所以能引起广泛的注目与认同,不仅仅在于宜示了一种爱情观念:"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更为重要的是借此表达了一种对人格独立与尊严的肯定:"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诗人以"木棉"和"橡树"作为象征,表达了一个更广泛更深刻的主题。正如她自己所说:"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与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在《神女峰》一诗中,诗人面对超越时空距离的妇女命运化身,以自己的心灵复活了千百年来那痛苦美面的梦,激荡起对人的独立价值被漠视的尖锐不满,发出了充满悲剧性的对人性复苏的深情呼喊:"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舒婷诗歌以"自我"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抒情形象。地早期诗中的抒情形象明显地带有个人与时代双重复合的情绪特征。沉迷与苏醒、痛苦与欢欣、浪漫与感伤、勇敢与坚定,凝结为"自我"的情感冲突与对立;"从岩至岩/多么寂寞我的影;/从黄昏到夜阑/多么骄傲我的心"(《致大海》);"要有坚实的肩膀,/能靠上疲倦的头,/需要有一双手,/来支持沉重的时刻";"道路已经选择,/没有蔷薇花,/并不曾后悔过"。但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又使得诗人把个人的悲喜追求与对现实的感知结合起来,在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寻求和确定自我的位置和价值。在其后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会唱歌的鸢尾花》中,其抒情形象既是"迷惘的我",又是"深思的我"和"沸腾的我",是一个超越了诗人"自我"的具有普通概括意义的一代人形象。
 



二、顾城

顾城成名作是发表于《星星》1980年第3期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体现了诗人对于漫长的历史"黑夜"的反思,井在反思之中寻找生命的真谛。他后来的诗歌创作在艺术取向上基本上都体现出这种特点:反思与寻觅,而寻觅是他诗歌的最终旨归。顾城的诗歌善于敏感地把握细小的感觉,从个人感触中表达对于生命的体验,比如《远与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诗人对于"远"、"近"的感受实际上是对生命存在的评价、对人的评价,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猜疑和戒备。顾城的诗歌对历史的反思是深沉的,《永别了,墓地》抒写诗人站在一片红卫兵墓地上对历史进行的重新思考,没有高声控诉,却表达了一个同龄人对于生命和历史的态度。他的诗歌因此而充满历史、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他的反思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揭示,但是,他的寻觅显得更为执着。《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有这样的诗行:"我想画下早晨/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画下所有最年轻的/没有痛苦的爱情",这种理想光辉或多或少地消解了他的诗歌可能会流露的苦闷、压抑之感,而他所寻找的往往是梦幻、童话般的纯美的生命境界,体现了独特的人文光彩,因而有人把他称为"童话诗人"。

顾城的诗歌注重意象营造。他采用的意象常常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那些意象,而是与他的生命感受相呼应的新奇意象,能够表达新鲜的感受和体验。虽然顾城也反思时代历史,但他的时代意识并不十分强烈,他对大自然有着特别的偏爱,不少作品都表达了投入大自然的美妙感受。他尊重生命,尊重自我,所以他的诗歌意象多取自具有生命内蕴的自然物象,尤其是蓝色的、开阔的"海"的意象,在他的诗歌中占有特殊的分量。顾城的诗歌想象独特,常常出人意料,在"无理"的情感逻辑中体现出艺术上的妙处,比如:"把我的幻影和梦,放在狭长的贝壳里/柳枝编成的船/还悬绕着夏蝉的长鸣/拉紧桅绳/风,吹起晨雾的帆/我开航了"(《生命幻想曲》),意象丰富而奇持,想象开阔,以生命为核心,建构了梦幻般的诗意境界。 顾城的诗歌注重表达内在的生命感受,注重艺术上的创新,和其他一些出现于80年代的"朦胧诗"诗人一样,放弃高吼和说教,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探索赋予了新诗以鲜活的艺术生命。

由于顾城长期与现实隔离,离群僻居,沉溺于个人主观感觉,造成精神错乱,1993年在新西兰寓所杀害妻子后自杀。
 



三、杨炼

杨炼在朦胧诗群中风格独异,他的诗一开始使显露出一种史诗意识。"我的使命就是表现这个时代,……具体地说.就是表现长期被屈辱、被压抑的中国人民为争取彻底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领域的巨大变革。"杨炼总是从历史发展和民族斗争角度审视和重新体认现实,并进而以自我的历史来归纳民族历史。这种抒情方式和感知角度使得他的诗歌具有一种描述、概括民族苦难和斗争历史的宏阔基调,显现出一种沉郁悲怆的英雄气质以及厚重的历史感。

从90年代开始,杨炼诗歌逐渐从现实关怀转向对更为深广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和生命意义的"寻根"。他先后写作了《大雁塔》、《诺日朗》、《半坡》、《敦煌》、《西藏》、《逝者》、《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等大型组诗,试图在"自然、历史、现实、文化"的四度空间建构现代东方史诗。强烈的生命哲学意识构成上述诗歌的重要审美特征。《大雁塔》以悠久的历史文化为背景,呈现出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大雁塔既是文化的承载又是生命的具象。"我被固定在这里/已经千年/在中国/古老的都城/我像一个人那样站着",这个拟人化的大雁塔无疑是生命的象征:"我的动作被剥夺了/我的声音被剥夺了","连影子都不属于自己";"我被叛卖,我被欺骗/我被夸耀和隔绝着/与民族的灾难一起,与贫穷、麻木一起/固定在这里/陷入沉思"。这首诗以强烈的现代生命意识和"人"的主体重建对旧文化传统进行了反拨。

杨炼诗歌以对东方文化的反思和对史诗的探索为当代诗歌作出了贡献,但有些诗对文化、历史的学术性反思缺乏诗的感性的支撑。
 



四、北岛

北岛开始写诗时,更多受益于浪漫派诗人。他初期的诗,有明显的感情抒写的骨架。诗的意象的象征指向明确,形成可以作明确意义归纳的象征符号"体系"。他以鸽子、五色花、星星、山谷、天空、浪花等,来暗示一种人性的,值得加以争取的理想生活,以夜、乌鸦、栅栏、网、深渊、残垣,作为对人的合理生活进行分割、阻滞、破坏的力量的象征。这种象征符号确定的内涵和价值取向,虽然会减弱诗的丰富的感性魅力,但在北岛最好的作品里,由于想像的奇特,情感的丰盈和庄严,而得到弥补。价值取向相对立的象征性意象密集并置所产生的对比、撞击,构成 "悖论性情境",常用来表现复杂的精神内容和心理冲突。后来,他初期诗的意象和情绪、观念的联系较为单一的格局有所打破,情感更为内敛,更重视感性直觉的表现,诗的结构也更为复杂。不过,当北岛逐渐离开天空、海、岛、礁石、帆、太阳转而发现琐屑庸常生活的"诗情",当他放弃英雄主义的姿态,代之以调侃、嘲讽和较为冷漠的语调的时候,他却不能如"新生代"的有些作者那么放松。80年代末以后,北岛一直生活在欧美,并继续编辑文学刊物《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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