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中的生命喷发与现代智慧(1966—1976)

诗人牛汉1955年由于胡风事件的牵连,遭到两年的拘捕囚禁,释放后也失去了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的权利。“文革”开始后,他理所当然地被关进“牛棚”接受批斗、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但这些并没有使他失去创作的欲望,相反,逆境生涯反而激发起了他更加强烈的生命意识。牛汉40年代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反抗的火力,而写于1970年到1976年的几十首诗歌,如名诗《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半棵树》、《巨大的根块》等,则大部分属于他所谓的“情境诗”,这些诗歌相对他早期的诗来说语调比较平静,但在内里则仍充满了坚韧的反抗精神。这些诗歌更加突出了生命意识,他借助不同的意象,表达了陷于逆境的生命的不屈地抗争与坚韧地生存的精神,也高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的抗争与现实战斗的传统。

以《半棵树》为例,处于全书中心地位的是一个极端变形的意象:“半棵树”。诗人写到:“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象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

牛汉早期学过绘画,所以他对视觉意象特别敏感,那极端怪异的“半棵树”的形象想必是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心灵,诗人联想:“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从树尖到树根/ 齐楂楂劈掉了半边”,这必然使他对自己的身世与处境产生强烈的触动,在历次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不是也被政治权力的雷电,“齐楂楂劈掉了半边“吗?可是:“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半棵树还是一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棵树那样伟岸” 在这里,半棵树的象征意味就更加明显了,它象征着不屈的生命,象征着知识分子不屈的抗争与战斗的传统,这个意象很有些“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味道,但那个恐怖的时代却使得诗人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在抒写了一种坚韧顽强的意志后,他在诗的结尾又写道:“人们说/ 雷电还要来劈它/ 因为它还那么直那么高/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 牛汉一直认为:“任何一首真正的诗,都是从生活情境中孕育出来的,离开产生诗的特定的生活情境是无法理解诗的。”所以他说:“'文革'期间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写的那些诗,如果把它们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很难理解那些诗的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到产生那些情绪的生活境遇。”他在这段时间写的这类诗,多半吟诵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命,像被伐倒的枫树、不断地被斫伐的灌木、囚笼里因为反抗甚至抓破了指爪的华南虎、在地下的黑暗中默默生长的根块等等,但这些意象中还是以“半棵树”的意象最为引人注目,那种被斫去了一半身躯却依然坚韧不拔、生命不息的意象,鲜明地体现了文革中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而诗歌最后一段的突然转折,则又显示出一种惊人的清醒。《半棵树》代表了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如七月派作家群)在文革中的“潜在写作”仍然带有反抗的英雄的风格,虽则“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



4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青年诗人穆旦在1949年后的遭遇也很坎坷,1954年,他因为抗战中参加远征军的经历被查成为“肃反对象”,1958年底,被逐出讲堂,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此后才华横溢的一代诗人与翻译家每日被迫从事整理图书、抄录索引以至打扫厕所之类的繁重工作,“文革”发生后他的处境更加艰难。但就是在二十余年的困惫处境中,他坚持翻译了《丘特切夫诗选》、《唐璜》、《拜伦抒情诗选》、《西方当代诗选》、《欧根。奥涅金》等皇皇巨著,显示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逆境中仍然坚守自己的精神岗位、为文化建设努力的优良传统,这与几十年文化传统不断被破坏的外部情境相对比,更显其精神之伟大坚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被迫中断写作近20年后,他在去世前的一年多时间里(1975-1976)重新开始诗歌写作,不但一点不见诗艺的衰退,而且由于几十年坎坷经历的浸泡,显得更加意蕴深厚。穆旦去世前给我们留下的几十首诗,现在看来,无疑属于文革中的潜在写作中最优秀的诗歌之列。这些诗歌仍然保留了他的繁复的诗艺,在层层转折中表达着对个人身世的慨叹、对时代的乌托邦理想的审视与反讽, 基调是冷峻甚至无奈的,有些诗篇如《停电以后》、《冬》等仍显示了一种在黑暗之中坚持岗位的精神--不过更多的是表达几十年坎坷之后所获得的苦涩的智慧,像诗人自己说的:在走到幻想的尽头、过去的所有欢喜都像落叶一样“枯黄地堆积在内心”的时候,“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的无情的嘲弄,/我咒诅它每一片绿叶的生长”。我们所要讨论的《神的变形》无疑也属于这种以苦汁为营养的智慧之列。

《神的变形》是一出小小的诗剧,可是其内涵却包蕴了历史上的各种权力运作的机密,自然,其直接的针对性更让人联想起“文化大革命”时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诗剧有四个人物:神、魔、权力、人。一开始,曾经“浩浩荡荡”、“掌握历史的方向”的神发现:“可是如今,我的体系像有了病”. 权力接着登场,它毫不犹豫地宣称:“我是病因。你对我的无限要求/ 就使你的全身生出无限的腐锈。/ ……而对你的任性,人心日渐变冷,在那心窝里有了另一个要求。”这另一个要求就是魔,魔代表着反抗,神被无限的权力所腐蚀,魔从他那里夺来了“正义、诚实,公正和热血“作为自己的营养,魔在人心里滋长着,呼唤着“决斗”,由它来继承历史的方向。这时候人登场了,人处于“神”和“魔”争斗的中间,它们都呼唤着人起来帮助它们打倒对方,可是人已经厌恶了神,也不相信魔,他们已经看清了真理,该首先击败的是“无限的权力“,他们多少个世纪被卷进“神魔之争”,然而“打倒一阵,欢呼一阵,失望无穷,/ 总是绝对的权力得到了胜利!、神和魔都要绝对地统治世界,/ 而且都会把自己装扮得美丽!”人感叹自己是多么容易受骗,然而他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个真理。”如果诗剧在这儿结束,在“文革”那个年代里,它仍不失为振聋发聩之作,可是穆旦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者,他让人在魔鬼的诱骗下再一次上当,人再一次落入了历史的循环,起来反抗,满心以为“谁推翻了神谁就进入了天堂”,这时候权力冷冷地发话:“而我,不见的幽灵,躲在他身后,不管是神,是魔,是人,登上宝座,我有种种幻术越过他的誓言,以我的腐蚀剂伸入各个角落;不管原来是多么美丽的形象,最后……人已多次体会了那苦果。 这是一种貌似冰冷的智慧,然而仔细辨析,诗人在做出这样的判断后内心充溢的仍然是深深的苦涩。通过这四个人物戏剧性的冲突与联系,它展示了一个人类历史悲戏剧的寓言,同时也是一个酸楚的预言。

穆旦在40年代就受奥登等人的影响,富于理性的思考、以思想入诗是他的诗歌一贯的特色,这首诗也不例外,可是它的特点在于并不是直接的思想演绎,而是把思想戏剧化,在戏剧的结构中展示思想的全过程。《神的变形》至少有三个层次的转折:魔的反抗是一个转折,人的觉醒是第二层转折,而人最后仍旧落入魔的圈套是第三层转折,权力的冷冷的插话,使得这三个转折构成一个圆圈,象征着人类历史可悲的循环,思想的层层转折、深入、循环的过程,通过戏剧化的结构表现得非常生动,从而也就有了一种内在的形象性。它也不是没有情感,只是情感深深地潜隐在思想的底层,决不作过剩的流溢,却也因此获得一种深度与力度,使得有能力触及到这种情感的人获得一种震憾。《神的变形》同时有一个潜在的神话结构,就是从弥尔顿以至浪漫主义思潮以来的“神魔争斗”的神话原型,在这个原型中,“魔”是代表争取自由的反抗者的形象出现,穆旦运用这个原型却对之作了反讽式的处理,这不再是近代式的朴素的“压迫--反抗”的戏剧,他发现“反抗者”也可以成为压迫者,而人的历史仍是循环的怪圈。这其实也展示了一种现代主体的分裂:无论是神、魔还是人自身的理智与感情,其实都是这个现代主体的不同侧面,“神的变形”这个循环实际上说明了现代主体在权力的运作秩序之中的分裂、变形、软弱与无力,自然这里也有一种哈姆雷特式的苦涩的智慧,处于文革的逆境中的穆旦仍然保留了浓重的现代意识。

“七月”派与“中国新诗派”诗人在40年代分别被批评家称为“现代的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通过以上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在文革中,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独特的气质:一个是愤怒的反抗,一个是犹疑的智慧,只是在这时“堂吉诃德“已经饱经挫折,其理想主义已经不无酸辛,而“哈姆雷特“以他的智慧更加发现了时代的可悲与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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