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馀钟磬音。  
  
   常建,长安人,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进士及第,但他的官运比王昌龄更差。《唐才子传》说他“大历中,授盱眙尉。仕履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有肥遯之志。后寓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同隐,获大名于当时。”他的生平,可知者只有这一段记载。但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说:“高才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昭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悲夫!”可见在天宝末年,常建已为县尉,可能就是《唐才子传》所谓盱眙尉。大约安禄山乱后,就失去官职,寄情琴酒,隐居作诗,这是他的晚年生活。
  
   常建与王昌龄、储光羲、孟浩然、王之涣,都是开元、天宝年间著名诗人,也同样都是潦倒不得意的诗人。他的诗现在只存五十多首,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是他的著名作品,几乎各个选本都选入的。破山寺在今江苏省常熟县虞山上,遗址犹存,因常建此诗而成为古迹。此诗可能是常建任盱眙尉时所作,因为在他的诗集里,这首诗之后就有《泊舟盱眙》一首,也是五言律诗,可能是同时所作。
  
   这首诗只是从正面描写一所冷落岑寂的山中古寺,没有寓意,因而只是赋体,没有比兴。自从南朝的鲍照、谢灵运创始了山水诗以来,直到唐代,诗的领域里形成了山水风景诗一派,甚至影响到艺术领域里,从王维起产生了山水画派。
  
   这一派山水诗与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同。陶渊明作田园诗是表现了他的人格的。他对农民,对田园生活和生产劳动有同情,有欣羡,也有怜悯。而鲍、谢诸人的山水诗大多是客观的描绘,不反映与人民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现实。甚至可以说,这些诗没有主题思想。诗人在写作时,注意的只是如何用精美的词句来刻划自然风景。尽管诗的结尾有时也抒发一点感慨,但从全诗的写作态度来看,却并不是重点,不过借此来做结束而已。因此,这一派的诗,往往只有好的句子,少有好的全篇。鲍、谢等人所作,都是五言古体诗,描写的句子较多,但也不能句句都突出地好。锺嵘《诗品》称谢灵运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称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称谢眺的诗“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这些都是指出他们的优点是有美善的章句。所以谢灵运的诗最为人传诵的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眺的名句是“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类。在全篇中虽是警句,而全篇却并不都好。刘彦和总论宋齐间的诗风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所竞也。”(见《文心雕龙·明诗》)也说这些山水诗的创作倾向在于刻意雕琢新奇的对句。初、盛唐诗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个传统,几乎每人都有些描写山水风景的诗,不过已不用古诗体的五言,而改用律诗体的五言了。五言古诗篇幅较长,可以“俪采百字之偶”,五律则工夫都得放在中间二联二十个字上。随着诗人们的争奇斗胜,五言律诗在唐诗中成为艺术标准最高的一种诗体。
  
   山水诗既以创造秀句为工,这一风气在文学批评上导致了一种极不好的倾向。即评论诗篇,不谈思想内容,不谈全篇的完整统一,而只摘取其一二“奇章秀句”。《世说新语》记录了一件谢安石的秩事:他问子弟们:《诗经》里那一句最好?他的儿子回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句最好。谢安石说:我以为“纡谟定命,远猷辰告”这一句最好,因为有雅人深致。这是摘句论诗的开始。其后锺蝾作《诗品》,常常举出各个诗人的秀句。到唐代,殷璠作《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他们评论当时诗人.都举出其传诵一时的名句。宋元以后,许多人作诗话,经常举出某诗人的一二联诗句,致其赞赏,绝不论及全篇的思想内容,似乎诗的好坏,关系全在有无佳妙的联句。这样的文学批评,就犯了纯艺术观点的错误。
  
   对于诗人自己的用力于锻炼句子,我们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大诗人也讲究做精警的句子。杜甫就说他自己作诗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说他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还说李白的诗很多佳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又寄高适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又答岑参诗云:“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这些特别强调“佳句”的资料,反映出盛唐时期诗人极重视锻炼句法,而这所谓“佳句”,往往是律诗中的二联。有人说做诗不宜苦思,苦思则丧失自然风韵。但诗僧皎然却在他的《诗式》中说:“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这一段话,大可注意。皎然以为:作诗取境,必须经过苦思,方能炼得奇句。但在全诗完成以后,要使这个奇句,并不显得突出,好象是随便写来,不见苦思的痕迹,这才是高手。由此可见,他是要求奇句与全篇面貌一致的。锻炼奇句,不是作诗的目的,而是作好诗的手段。所以,象杜甫那样的耽于创造惊人的佳句,我们应当肯定的。
  
   中、晚唐诗人渐渐无视句与篇的关系。他们作律诗,往往先有中间二联,然后配上头尾。他们并不是先有一种思想感情,而后用诗的形式来表达,而是先有佳句,然后配上合适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虚伪的文学。尽管象贾岛那样“二句三年得”,而不能使人“一吟双泪流”,也就等于纸扎花果,徒费精神,无补实用。这样的追求佳句,就不足为法了。
  
   我们每读一首诗,第一总得研求它的主题思想。纯用赋体的叙事或写景小诗,就以它的诗意为主题。如果是一首用比兴方法写的诗,尤其应当研求它所寄托的意义,即所谓言外之意。其次才赏鉴它的章法、句法,乃至用字的艺术手法。宋元以后的诗话,很多的是摘句论诗,所以很少有高明的见解。
  
   现在,我们回头来解释常建这首诗。第一联是很好的流水对,初读时不觉得它是对句。“初日”照应上句的“清晨”,“高林”照应下文的“竹径”和“花木”。第二联和第三联是平列的,用几个具体形象来表现古寺的幽静。第一联不必对,作者却做了对句;第二联必须对,作者却不对。这种形式,称为移柱对,又名偷春对,是律诗的变格,一般都出现在五言律诗中,七言律诗中如此者极少见。第三联说清晓的山光使鸟雀都感到喜悦,澄沏的池塘使人心也同样空虚。“山光、潭影”都是描写一个“清晨,初日”。在朝阳临照之处,亮的地方是光,暗的地方是影。“悦”与“空”都是动词。“山光悦鸟性"这一句的平仄是“平平仄仄仄”。虽然说一、三、五不拘,但连用三个仄声字,毕竟音节太硬。因此,下句就不能连用三个平声字。作者用“潭影空人心”,这个“空”字不能作平声读,才可以挽救上句“悦”字的拗口。从前有许多人不了解,以为作者用的是平声的“空”字,引起过一些辩论。沈德潜说;“空字平声,此入古句法。”吴昌祺也说:“空字只作平声读,自佳。”他们都以为这是古诗句法,不知其他七句都是律诗音节,怎么可以在此插入一句古诗?
  
   沈德潜解释这一联云:“鸟性之悦,悦以山光;人心之空,空因潭水。此倒装句法。”他只知道“悦”和“空”都是状词,因此他把“悦鸟性”解作“鸟性悦”,把“空人心”解作“人心空”,所以说这两句是倒装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空”字在诗律上必须读作仄声,那么它肯定是一个作动词用的字。“空人心”,意为使人心地空虚。王昌龄诗云:“萧条郡城闭,旅舍空寒烟。”也是应读去声的。同样,“悦”字也是一个动词。
  
   第四联结尾。大意说:这个地方除了寺里钟磬声音之外,一切都是寂静的。“此”字用在这里,可以省去下面的名词。不论此事、此物、此地、此时、此人,都可以单用一个“此”字,反正看上文总可明白。“寂”字是全诗的中心,因为整首诗写的只是一种寂静气分。“但馀钟磬音”的“馀”字,一般都讲作“剩馀”。“但馀”就是“只剩”。但锺伯敬却强调这个“馀”字,解作 “多馀”。他说:这里一切都是非常寂静,只有寺里的钟磬音是多馀的。我以为这样讲法,没有摸清作者的思路。作者并不以为寺里的钟磬音是破坏寂静境界的多馀之物,反之,他以为寺里的钟磬音加强了此地的寂静。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亦即此意。
  
   诗就这样讲过,诗意也就这样表白无遗。你如果问,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没有主题。否则,作者为什么写它出来呢?但这首诗是纯客观的描写,对读者既没有任何教育意义,也没有什么启发。甚至一点不用夸张手法,说它的创作方法是赋,也似乎说不上。这首诗只是冷冷地勾勒几笔,描绘出一个山中古寺的幽寂境界。这就算是它的主题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盛唐诗人,都有这样的诗。历代评论家对这些诗都非常赞赏,说它们清秀、古淡、闲雅、朴素。“竹径通幽处”一联,更是欧阳修十分欣赏的,他自己说,竭力摹仿,也写不出这样好的句子。
  
  这一派的诗,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许多诗人把精神浪费在雕琢字句,铸造两副精工的对联。艺术成就可能不坏,而全篇意义空虚,终于只是一种消极的文学。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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