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荒原》的开篇,艾略特宣称“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Aprilisthecruellestmonth)。但在2005年4月,部分中国诗人或许感受到一丝暖意,他们在北京、苏州、广州等地频频出现,仿佛优雅的飞去来器出入于各种诗歌活动。


  这是诗歌的节日,还是诗歌的末日?诗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有的认为诗歌活动是诗人们的必要呼吸,有的则认为它伤害了诗歌的内在肌理。面对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只能在扑朔迷离的现实中捕捉到一个片断。不过,这并不引向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当林贤治以自己的尺度为诗歌立法,扮演着全知全能的角色,就很难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其开脱了。


  就第二届珠江(国际)诗歌艺术节接受采访时,林贤治提到:“诗能使一个人触觉灵敏,不读诗的人是麻木的、粗糙的。”类似的表述并非林贤治所独有,很多学者都说过类似的话,只不过把“诗歌”改成了“文学”、“艺术”等等。按照这种说法,所有的文盲都可以归到“麻木的、粗糙的”队列,可是林贤治又认为诗歌“应该有百姓的疾苦、忧伤,底层人民的生活”。那么,文盲算不算底层人民呢?不读诗的老百姓一定比读诗的大学者更麻木和粗糙么?在我看来,诗歌的意义确实不容忽视,但人类并不能因此分成“读诗的人”和“不读诗的人”,更不能认定他们拥有两种高低立见的品质。


  读诗但不写诗的林贤治,一边指责“不读诗的人”、一边批评“写诗的人”。他称自己正在编辑1949年以后的中国诗歌史,认真阅读过其中一些诗歌,他对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诗歌表示不满,理由是诗人很少关注时代。其实,这个结论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诗歌是否一定要与时代有关?第二,诗歌如何与时代发生关系?第三,当代中国诗歌真的远离时代了么?


  在林贤治的叙述里,似乎只有弱势群体才是时代的主角,谁不提到这些人群谁便“道德不正确”。这作为他的一家之言无可非议,但他把“道德不正确”等同于“艺术不正确”,就混淆了两者的边界。即使我们承认这种艺术道德论,林贤治对当代中国诗歌的了解是否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专业,也让人怀疑。当他批评参加诗歌节的诗人远离时代时,我却在诗歌节的小册子上读到了宋晓贤的《乘闷罐车回家》,读到了林贤治认为当下诗歌最缺乏的“痛感”。


  “好的作品才是一个诗歌节真正的旗帜”,林贤治如是说。那么,什么才是“好的作品”么?他特别以惠特曼为例,认为“既有集体意识又有个人主义”,“既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有一种永恒的质性,但又分明闪耀着时代之光”。惠特曼无疑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但任何一位诗人都不能构成一种绝对的标准。更何况,诗歌不是万金油,无法一揽子涂抹在“集体”、“个人”、“民族”、“人类”、“永恒”、“时代”的伤口上。自己读诗,就苛责“不读诗的人”;自己不写诗,就轻易批判“写诗的人”,这种批评家实在让人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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